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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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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记-第4部分
闹学记-第4部分去泡热水。”  在那个摄氏六度的冬夜里,爸爸和我苦等吊车来,弄到清晨三点半,马被救起来了。  我只差一点就跟那两位见义勇为的吊车好手跪下叩头。中国同胞真好真好。我不是说爸爸。  过了几小时,我才真正弄懂了。  那是个真真实实的水池,以前就在的,偶尔水池里还有朵莲花什么的。我身上满布的浮萍也是真正的浮萍,不是幻象。那天下大雨,水池在夜间我停车时已经涨满了水,所以,看上去就成了一块平坦的地。再有那么一个神经病,就把“停车场”这块牌子给搁到水池边上去。  来停车的台北人,全不上当,很小心的避开这片告示,停得远远的,不会见山就是山。  然后,来了一个回国教书的土包子,很实心的一个“初恋台北人”,就相信了那块牌子,把车恰好停在牌下。过了两小时,自愿落水。  “这是一次教训,你可懂了吧?”爸爸说:“在台北做人,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斑马线上是压死人的地方,好味阴花生是送你到阴间去的,宾馆请你进去休息不是真正休息,马在此地是用来杀鸡的!”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次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金面的人来对我说:“谁叫你看见别人夫妻吵架就去多管闲事呢,自己功力全无,还弄神弄鬼替人去解。结果人家夫妻被你解好了,你自己担去了他人的劫难——落到水中去。”  家人后来说:“如果不是天明回头得早,过两秒钟你的车子可能完全没顶,水面又会合起来。我们绝对不会想象你在水底,总以为你突然开车先走了,也没讲一声;这种事在你做出来很平常,不会奇怪。于是我们挤一挤就上别人的车回家,三天以后再报失踪。你呢——在水底泡着呢——。”我说:“放心,会来托梦的。”  后来梦中金面人又来了,说:“舍掉你的长发吧,也算应了一劫。”梦醒,将头发一把剪成国中女生。等我过了数月,经过新竹一间庙,突然看见梦中金面人原来是尊菩萨。沉思了一会儿,我跪了下去,心里发了一个大愿,这个愿,终生持续下去,直到天年了结,不会改变。  至今还是拥有一匹爱马,跟我的马儿情感很深很密,共享人间快乐,又一同创造了许多在此没有讲出来的故事。我又想,那一次,应该可以请求“国家赔偿”,怎么没有去法院呢?那个没有去,是人生角度取舍问题,没法说了。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春天不是读书天  那一年我回台湾来九个月。  当时手边原先只有一本新书打算出版,这已经算是大工作了,因为一本书的诞生不仅仅表示印刷而已。  虽然出版社接手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为作者却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册书——《倾城》。  后来与出版社谈了谈,发觉如果自己更勤劳些,还可以同时再推出另两本新书——《谈心》以及《随想》。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被放在预期的工作进度里,尤其是《随想》,根本就得开始写,而愚昧的我,以为用功就是积极,竟然答应自己一口气出三本书。这种痴狂叫做绝不爱惜身体的人才做得出来。  也是合该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时写完了他的另一本新书——《墨西哥之旅》——后来被我改成《刹那时光》的那十二万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一共四本书,同时。  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  我快快的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制作人王新莲、齐豫在文字的敏镜度上够深、够强、够狠、够认真,她们要求作品的严格度,使我对这两个才女心悦诚服。她们不怕打我回票。我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拚。  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就在天气快进炎热时,我爱上了一幢楼中楼的公寓,朋友要卖,我倾尽积蓄将那房子买了上来。然后,开始以自己的心意装修。  虽然房子不必自己钉木板,可是那一灯一碗、那布料、椅垫、床罩、窗帘、家具、电话、书籍、摆设、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还是要了人的命和钱。  雪球越滚越大,我管四本书,一张唱片、一个百事待举的新家,还得每天回那么多封信,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和饭局。  我的心怀意志虽然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狂爱,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绷得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挚友杨淑惠女士得了脑癌住进台大医院,我开始跑医院。  没过十天,我的母亲发现丨乳丨癌,住进荣民总医院,这两个我心挚爱的人先后开刀,使我的压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医院中不得释放。  也许是心里再也没有空白,我舍弃了每天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开始翻出张爱玲所有的书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阅读她——只有这件事情,使我松驰,使我激赏,使我忘了白日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于是,我活过了近三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日子。那时,几次开车几乎出事,我停止了开车,我放弃了阅读,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绞我的脑汁,绞到无汁可绞却不能放弃。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恶性失眠像鬼一样占住了我。我开始增加安眠药的份量,一颗、三颗、七颗,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颗,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脑伤了,我的心不清楚了,我开始怕声音,我控制不住的哭——没有任何理由。歌词出不来、书出不来、家没有修好,淑惠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妈妈割掉了部分的身体……。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恒打电话给我,问我钢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说我从来没有想买钢琴。王恒说:“你自己深夜三点半打电话来,把我们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琴。”  我不记得我打过这种电话。  又有一天,女友陈寿美对我说:“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约了没有来。”我问她我失了什么约,她说:“你深夜一点半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去医院打点滴,你讲话清清楚楚,说不舒服,跟我约——”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种事。  连续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我托他们做事,都在深夜里去吵人家,我不承认,不记得。  有一天早晨,发觉水瓶里插着一大片万年青,那片叶子生长在五楼屋顶花园的墙外,我曾想去剪,可是怕坠楼而没有去。什么时候我在深夜里爬上了危墙把它给摘下来了?我不记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医生说,就要走了,不会再醒过来。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贴着她沉睡的脸,跟她道别。出来时,我坐在台大医院的花坛边埋首痛哭。  我去不动荣民总医院看妈妈,我想到爸爸黄昏回家要吃饭——我得赶回家煮饭给爸爸吃。我上了计程车,说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车到了四段,我发觉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回家。  我在一根电线杆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始天旋地转,我在街上呕吐不停。后来看见育达商职的学生放学,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于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开电话簿,找到爸爸家的号码,告诉爸我忙,不回他们家中去,我没说我记忆丧失了大半。  那天我又吞了一把安眠药,可是无效。我听见有脚步声四面八方而来,我一间一间打开无人的房门,当然没有人,我吓得把背紧紧抵住墙——听。人病了,鬼由心生。  近乎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记忆短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一些歌词,还在写,居然可以定稿。  最怕的事情是,我不会回家。我常常站在街上发呆,努力的想:家在哪里,我要回家,有一次,是邻居带我回去的。  整整六个月没有阖眼了,我的四肢百骸酸痛不堪,我的视力模糊,我的血液在深夜里流动时,自己好似可以听见哗哗的水声在体内运转。走路时,我是一具行尸,慢慢拖。  那一年,两年半以前,我终于住进了医院,治疗我的是脑神经内科李刚大夫。十七天住院之后,我出院,立即出国休息。  从那次的记忆丧失或说话错乱之后,我不再过份用脑了,这使我外在的成绩进度缓慢,可是一个人能够认路回家,却是多么幸福的事。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吉屋出售  “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一弹——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  “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  “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的笑个不停,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烟来,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说说也是很有趣的。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的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您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实。  等到我长到十六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的,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的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生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像一朵花般的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罗!”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味。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做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性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的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的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切腹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  “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的响了起来。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我先走了  ——为台北国际马拉松热身  我的父亲陈嗣庆先生,一生最大的想望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六十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甘心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  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可是父亲支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提早,也去打球。他的第一个球伴是球场中临时碰上的——而今的国民楷模孙越。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迁,我住北非沙滨去了。那时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走路,买菜走上来回两小时,提水走上一小时,夜间去镇上看电影走上两小时,结婚大典也忘了可以借车,夫妻两人在五十度的气温下又走上来回一百分钟。那一阵,身心都算健康,是人生中灿烂非凡的好时光。  后来搬去了加纳利群岛,我的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渔船来时,夫妻俩苦等着帮忙拉渔网,朋友来时,一同露营爬山拾柴火,平日种花、种菜、剪草、擦地、修房子,运动量仍算很大。夏日每天“必去”海滩。我泡水、先生潜水,再不然,深夜里头上顶了矿工灯,岩石缝中摸螃蟹去,日子过得自然而然,肤色总是健康的棕色。虽然如此,夫妻两人依旧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跳舞、唱歌,双重生活,没有矛盾。回想起来,夫妻之间最不肯关心的就是事业,我们安稳的拿一份死薪水,绝对不想创业,这自然是生活中烦恼不多的大好条件。  有一年,偶尔回国,在电视上看见了纪政运动生涯的纪录片,我看见她如何在跑前热身,如何起跑,如何加速,如何诉说本身对于运动的理想和热爱……我专注的盯住画面不能分心,我分解她每一个举手投足的姿势,我观察她的表情,我回想报章杂志上有关她的半生故事,我知道她当时正跑出了世界纪录,我被她完全吸引住了的原因,还是她那运动大将的气质和风度,那份从容不迫,真是叹为观止。一个运动家,可以达到完美的极致,在纪政身上,又一次得到证明。  没过了几年,我们家的下一代,也就是大弟的双生女儿陈天恩、陈天慈进入了小学。父亲经历了对于我们的失望之后,在他的孙女身上又重新投入了希望。他渴望他的孙女中有一个成为运动家。暑假到了,当其他的孩子在补习各种才艺的时候,父亲恳请纪政,为我们的小女孩请来了“体育家教”。  天恩、天慈开始每天下午,由体育老师带着,在市立体育场上课。记得初初上体育课时,父亲非常兴奋,他说,如果孙女有恒心,肯努力,那么小学毕业就要不计一切送到澳州去训练打网球。又说,经济来源不成问题,为了培植孙女,他可以撑着再多做几年事不谈退休。很可惜的是,天恩、天慈所关心的只是读学校的书,她们无视于祖父对她们的热爱。不听祖父一再的劝告:“书不要拚命念,及格就好。”她们在家人苦苦哀求之下无动于衷,她们自动自发的读书,跑了一个半月的体育场,竟然哭着不肯再去。我们是一个配合国策迈向民主的家庭,绝对不敢强迫孩子,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孙女没有运动下去,父亲居然又转回来注意到了我。那一年我回国教书,父亲见我一日一日消瘦,母亲天天劝我:“睡觉、吃饭!”倒是父亲,他叫我不要休息,应该运动。我选择了慢跑。  有半年多的时间,每个星期绝有三天(辣文h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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