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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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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学记-第2部分
闹学记-第2部分国的代表。她们生活安稳,经济情况好,那份气势也就安然自在。我们之间很友爱的。  瑞恰也是个犹太人,她的黑短发,慢跑装,球鞋,不多说话,都在表现出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稳当。那份永远只穿两套替换衣服的她,说明了对于本身价值的肯定。她的冷静中自有温柔,是脑科开刀房的护士。  阿雅拉同是犹太人,却是个调色盘。从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现实生活,都是一块滚动的石头。在她的人格里,交杂着易感、热忱、锐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对待活着这件事情强烈的爱悦。越跟她相处、越是感到这人的深不可测和可贵,她太特殊了。却是个画家。  伊朗女同学仍是两个。一个建筑师的太太,上课也不放弃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国大气,她披金戴钻,衣饰华丽,整个人给人的联想是一匹闪着沉光的黑缎绣着金线大花。真正高贵的本质,使她优美,我们很喜欢她。  讲起她的祖国,她总是眼泪打转。忍着。  另一位伊朗同学完全相反,她脂粉不施,头发用橡皮筋草草一扎,丈夫还留在伊朗,他带着孩子住在美国。说起伤心事来三分钟内可以趴在桌上大哭,三分钟后又去作业边边上用铅笔画图去了。画的好似一种波斯画上的男女,“夜莺的花园”那种童话故事里的神秘。虽然遭遇堪怜,却因为本性的快乐,并没有悲伤得变了人。  古托是唯一南美洲来的,深黑的大眼睛里饱藏寂寞,不过二十多岁,背井离乡的滋味正开始品尝。好在拿到语文证书可以回去参加嘉年华会了。他是我们班的宠儿,不跟他争的。  月凤是个台北人,别跟她谈历史文学,跟她讲股票她最有这种专业知识。那分聪明和勤劳,加上瘦瘦而细致的脸孔,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张爱玲笔下那某些个精明能干又偏偏很讲理的女子。月凤最现实,却又现实得令人赞叹。她是有家的,据说家事也是一把抓,精采。  日本同学细川,阅读方面浩如烟海,要讲任何世界性的常识,只有她。有一次跟她讲到日本的俳句,不能用英文,我中文,她日文,笔谈三天三夜不会谈得完。在衣着和表情上,她不那么绝对日本风味,她是国际的。在生活品味上,她有着那么一丝“雅痞”的从容和讲究,又是个深具幽默感的人。不但如此,金钱上亦是慷慷慨慨的一个君子。我从来没有在日本人之间看过这么出众的女子。一般日本人,是统一化的产品,她不是。  班上总共十几个同学,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绝对没法形容。他们五官普通、衣着普通、思想普通,表现普通,使人共处了快三个月,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种最适合做间谍的人们。怎么看他们的样子,就怎么忘记。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那惊人的坚持普通里。“我觉得我们这班太精采了。”我靠在门边跟老师艾琳说话。  “的确很棒。”艾琳说:“可是,你是那个团结全班感情的力量,要加上——你,班里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说:“不是,是你在我们里面才叫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吧?”我问艾琳。  “我又没有留你。”艾琳说:“你现在一个人去哪里?”我摇摇车钥匙,说:“进城——PIKEPLACEMAEKET去玩。”那里数百家小店,够疯了。  “祝你快乐!”艾琳收拾杂物一同下楼。  我跑得好快,跑到老远才回头,高叫:“艾琳,我也祝你快乐!快乐!”  说起快乐,在春季班还没注册以前,阿雅拉找我,说:“有一门课叫做——快乐画廊。  我们三个,瑞恰、你、我,下学季一起去修,好不好?“  我很惊讶居然存在这种保证学生心情的科目,跑到注册组去查课目表,这才发现阿雅拉看英文字是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的。  那门课叫做“画廊游览”。游览是我给想的中文,原意是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停留太久。英文用了HOP-PING这个字。阿雅拉把它看成HAPPY,真是充满想象力。  想象中全班十几个人由老师带了一家一家看画廊,看完再同去吃一家情调午餐才散课,那必然非常快乐才是。于是我们三个就去注了册,上了课。那不是国际学生班。起初,我忍住那份疏远而客气的人际关系,五堂课以后,不去了。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诚的班。艺术罩顶,也没有用。假的。“噢,做人真自由。”跷课以后,我满意的叹了口气。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欢那堂课的一切,可是她们说,付了学费就得忍下来。我们彼此笑骂:“没品味的、没品味的。”也不知到底是放弃了叫做没品味,还是坚持下去叫做没品味。  说到坚持下去,除了我们这种不拿学分的同学之外,其他中国学生大半只二十多岁,他们或由台湾去、或由中国大陆去,都念得相当认真。表现第一流。  这种社区大学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国青年,上个一两年,就转到那种名校去了。他们念书为的是更好的前途,跟我的没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这七八个中国同学里,没有懦弱的人。一群大孩子,精采绝伦的活着,那成绩好不必说,精神上也是开开朗朗、大大方方的。  就这样,北京来的周霁,成了我心挚爱的朋友。我老是那么单字喊他——“霁——呀——”远远听起来,就好似在叫——“弟——呀——。”  弟的老师私底下跟我喝过一次咖啡,她说:“你们中国学生,特别特别优秀,无论那一边来的,都好得不得了。这个周霁绝不是个普通人,不信你试试他。”  我不必试他,我知道。  春天来了,午后没课的时候,霁的脚踏车被我塞进汽车后座,他和我这一去就去了湖边。两个人,在那波光闪闪的水影深处,静下心来,诚诚恳恳的谈论我们共同的民族。  在美国,我哭过一次,那事无关风月,在霁的面前,我湿湿的眼睛,是那份说不清楚的对于中华民族爱成心疼的刻骨。  跟霁交往之后,汽车的后座垫子永远没有了靠垫。我把靠背平放,成了小货车,摆的是霁随时上车的附属品——他的单车。  春天来了,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忽而赶场好电影,忽而碰到那东南亚来的女人跟着另一个美国老头在卖名贵化妆品——不是她的先生。我们匆匆做功课、快快买瓶饮料、悠悠然躺在草上晒太阳。  艾琳说,这才叫做生活嘛!热门音乐大集会,艾琳买好票,兴奋的倒数日子——再三天后的晚上,我要去听我的儿子打鼓——他是一个音乐家,住在好莱坞。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课捏雪人,我的日子也不只是下课泡咖啡馆、图书馆,我脱离了那一幢幢方盒子,把自己,交给了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我再度看见了那位“纸人老师”。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那种折好的东西,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他的行踪不出西雅图。“你还想砍树吗?”他笑问着我。  “现在不想了。”我笑说:“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得当心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来的。”  纸人老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弄得安静的咖啡馆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他说。  “怎么样?我们去中国城吃?”我把桌子一拍。“你不回家吗?”他说。  “你、我什么家?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纸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里,我们不知为什么那么喜欢笑,笑得疯子一般都没觉得不好意思。嗳,都中年了。咦——都中年了吗?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课,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铺开信纸,照例写家书。  写下:“爸爸、妈妈”这四个字之后,对着信纸发呆,窗外的什么花香,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一弯新月,在枝丫里挂着。  我推开笔,口中念念有词,手指按了好多个数目——电话接通了。  妈妈——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连问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可以比信快一点。”我快速的说:  “春天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来不及的在享受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对呀我是在上课呀也有用功呀不过还来得及做别的事情呀我很好的好得不得了都穿凉鞋了不会冻到别担心我……”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杨柳青青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  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  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那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著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说说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罗——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的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  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那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土啦。  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小说、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远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进教室就在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  艾琳进门时,我又讲。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这时候,我已经跑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给看了一遍,不好,是电影给改好的。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喊我,给我五个糯米?。  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因为我来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对她说:“亲爱的。”  说完赶快跑。情人节快到了,要吓她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剑 蔽宜怠  大家上课时悄悄的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健!蔽叶砸晃煌?赖娜怂怠K?彩俏焕鲜Γ?还?唤涛业摹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的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  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人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的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罗!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  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  美女、欲望、权利的争斗,一碗泡面搅热的三国,风情万种的皇后指引你进入争霸时代,机智、计谋、高智商的争斗,尽在,开启网游智商比拼先河!  你从哪里来  当我站在注册组的柜台前翻阅那厚厚一大叠课程表格时,已经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怕这一头栽下去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的只往“英语课”里面去挑,看见有一堂给排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一次两小时,每周三次。学费九十六块美金一季。老师是位女士,叫做艾琳。至于她的姓,我还不会发音。  “好,我注这一门。”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那你赶快注册,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缴了费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我大吃一惊,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那人说。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开始填入学卡,飞快的跑到另一个柜台去缴费,再跑回注册组把收据送上。听见那人对我说:“D幢二○四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里举目望去,一个好大的D字挂在一幢三层楼的墙外。于是,在西雅图冬季的微雨里,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二,也找到了二○六,就是没有二○四。抓了好几个美国学生问,他们也匆忙,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原来我的教室躲在一个回字形的墙里面,那回字里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两个门并排入口,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几张各色椅子围着。墙上挂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写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  在空荡无人的教室里,我选了靠门的地方坐下,把门对面,我心目中的“上位”留给同学。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进来了,很熟悉的各就各位。就在那时候,来了一位东方女生,她看见我时,轻微的顿了那么十分之一秒,我立即知道——是我,坐了她的老位子。我挪了一下椅子,她马上说:“不要紧,我坐你隔壁。”她的英文标准,身体语言却明显的流露出她祖国的教养;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来。同学们脱帽子、挂大衣、放书本、拖椅子,一切都安顿了,就盯住我看个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一位女同学盯得我特别锐利。她向我用英文叫过来:“你从哪里来?”  我说:“中国。”她说“中国什么地方?”我说:“台北。”她说:“台北什么地方?”我说:“南京东路四段。”  这时,那个女同学,短发、留海、深眼窝、薄嘴唇的,站起来,一拍手,向我大步走来。我开始笑个不停。她必是个台北人。  她把那个日本同学推开,拉了一把椅子挤在我们中间,突然用国语说:“你像一个人。  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这种小学校里呢?大概不是。我看不是——“  “随便你想了。”我又笑说:“等一下我们才讲中文,你先坐回去。”她不回去,她直接对着我的脸,不动。这时候同学们大半到齐了,十二三个左右,女多男少。大家仍然盯住我很好奇的一句又一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中国人?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全班都会讲英语,也不知还来上什么英语课。人种嘛,相当丰富。却是东方人占了大半,当然伊朗应该算东方。只个棕色皮肤的男生说是南美洲,巴西上来的。还有一个东欧人。  那时,老师进来了。  她的身体语言就是个老师样子。进门大喊一声:“嗨!”开始脱她的外套。这一看见我,又提高了声音,再叫一声——“嗨!”这一声是叫给我的。我不习惯这种招呼法,回了一句:“你好吗?”  全班人这一听,唏哩哗啦笑得前俯后仰。  “哦——我们来了新同学。”老师说着又看了我一眼。她特别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那时,我也在看她。她——银白色齐耳直发、打刘海、妹妹头、小花枣红底衬衫、灰蓝背心、牛仔过膝裙,不瘦不胖不化妆。那眼神,透出一种忠厚的顽皮和童心。温暖、亲切、美国文化、十分的人味。  我们交换眼光的那一霎间,其实已经接受了彼此。那种微妙,很难说。  “好!不要笑啦!大家把书摊出来呀——”老师看一下手表喊着。我也看一下手表,都十二点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学看我没有书。自动凑过来,把书往我一推,两个人一起读。  一本文法书,封面写着:“经由会话方式,学习英文文法。”书名:《肩靠肩。》我猜另有一本更浅的必叫《手牵手》。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业——双字动词的用法。那六十条做完没有?”老师说。  一看那本书,我松了一口大气;程度很浅,就不再害怕了。  “好——我们把这些填空念出来,谁要念第一条?”“我。”我喊了第一声。  这时大半的人都在喊:“我、我、我……”  “好——,新来的同学先念。”老师说。  正要开始呢,教室的门被谁那么砰的一声推开了,还没回头看,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在大说:“救命——又迟到了,真对不起,这个他妈的雨……。”  说着说着,面对老师正面桌子的方向涌出来一大团颜色和一个活动大面积。她,不是胖。厚厚的大外套、双手抱着两大包牛皮纸口袋、肩上一个好大的粗绳篮子,手上挂着另外一个披风一样的布料,臂下夹着半合的雨伞。她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披挂,一面说:“在我们以色列,哪有这种鬼天气。我才考上驾驶执照,雨里面开车简直怕死了。前几天下雪。我惨——”。  我们全班肃静,等待这个头上打了好大一个蝴蝶结的女人沉淀自己。  她的出现,这才合了风云际会这四个字。  那个女人又弄出很多种声音出来。等她哗叹了一口气,把自己跌进椅子里去时,我才有机会看见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人。  那第二个,黑色短发大眼睛,淡红色慢跑装,手上一个简单的布口袋,早已安静得如同睡鸟似的悄悄坐下了。她是犹太人,看得出——由她的鼻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双字动词——”老师朝我一点头。  我正又要开始念,那个头发卷成一团胡萝卜色又扎了一个大黑缎子蝴蝶结的女人,她往我的方向一看,突然把身体往桌上哗的一扑,大喊一声:“咦——”接着高声说:“你从哪里来的?”  那时,坐在我对面始终没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领先呀的一声冲出来。他的声音沙哑,好似水鸭似的。这时全班就像得了传染病的联合国一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要再笑了。”老师喊。  我发觉,我们的老师有一句口头语,在任何情况之下,她都只用一个方法来制止或开头,那就是大喊一声:“好——”老师一指我,说:“好——你来做第一题。”一听到那个好字又出来了,我瞪住书本略略吱吱的(辣文h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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